【倾听】援孤29年
For a living planet

受助孤儿画的夏令营漫画

楼时伟采访丁豪


口述 楼时伟 整理 陆彦
1992年,我进《杭州日报》做记者。在报社那么多年,我跑的一直是民政热线,从火葬场到敬老院、特困户,采访过的故事太多了。
因为我总为弱势群体解决困难,特别是援助孤残儿童这一块,报社同事看到我就说:“‘楼孤儿’来了。”
我呵呵一笑。我来当记者,就是想把手头的事做好。
1993年,《杭州日报》创办全国第一张“下午版”。为了打响“开门炮”,报社决定在创刊号上推出一组援助孤儿的报道,派我和摄影记者章建到杭州市儿童福利院采访孤儿丁豪。
丁豪很可怜,3岁得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,被父母遗弃后,在儿童福利院长大。那年他参加高考,分数达到了自费线,但儿福院交不起学费,丁豪的大学没能上成。
11月1日,《杭州日报》下午版创刊号以我采写的《叔叔,我要读书》为题,报道了丁豪渴望读书的心愿。此文犹如一颗重磅催泪弹,让杭州人潸然泪下。短短两个月,7800多名热心市民捐款,西子电梯、华日冰箱、杭州大厦等多家单位慷慨解囊。
活动接近尾声,收到的捐款共计72万。多出来的钱怎么处理?当时有两种意见,一是直接交给儿童福利院,二是华日冰箱厂的厂长陈励君提的,由各捐款企业发起成立一个民间孤儿基金会,长期资助社会上的孤儿群体。
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响应。在《杭州日报》下午版的牵头筹备下,1994年1月8日,国内首家孤儿基金会——“杭州市孤儿基金会”(后更名为“杭州市关爱孤儿基金会”)在西湖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成立大会,陈励君担任首届会长。
2013年,我从主任记者一职上退休,受基金会法人邀请,开始主持基金会日常工作。上任后,我采购了电脑,创建了官网,办了一份《关爱》报和同名杂志,让基金会的办公条件全面现代化。
29年来,杭州市关爱孤儿基金会共花费了1000多万,资助了500多名孤儿,是全国唯一一家专门资助孤儿、事实孤儿和困境儿童的基金会。对其中有些孤儿,基金会从小学一直帮到考上大学,再提供大学4年的资助。
值得称赞的是,基金会成立之初的19家理事单位,除一家外,没有一家退出的。有的单位领导换了好几拨,还一路支持我们。
有一次我刚拨通电话:“你好,我是杭州市关爱孤儿基金会”,还没等把话说完,对方就不耐烦:“对不起,我不买基金”
基金会成立至今,所有经手的资料都保存着,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工作的认真。
可惜啊,很多杭州人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在默默地帮人。
每年春节过后,我们都要新增一批受资助的孩子。由各区县市民政部门提供名单,我们逐一打电话核对。
有一次,我刚拨通电话:“你好,我是杭州市关爱孤儿基金会”,还没等把话说完,对方就不耐烦:“对不起,我不买基金。”
有时,电话那头还会十分警惕地反问:“你什么意思?我们家里的事,关你什么事?”
好在我是个“老热线”,在报社接过成千上万个电话,一点不吹牛,那时一接通电话,听个声音和腔调,我基本可以判断出对方的一二三。所以,我把这个技能用上了。
前两个月,我打电话到一个家庭。话筒一接通便传来麻将声。我说:“孩子爷爷,你是不是先停一下,我说下你孙子受资助的事。”那个爷爷很干脆:“我在搓麻将。”就把我的电话挂了。
可能他觉得,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?遇上我这个“老热线”,他算是撞上了。我再一次拨通电话,劈头就是一顿严厉的批评,说得他连连点头:不好意思,不好意思。
还有一次,我在萧山区福利中心发放年度资助款,时间过去十来分钟了,还差一位监护人没到。我赶紧打电话。
他说,忘记了。“那你赶紧来。”“介远路,我走不开。”其实,我听背景声就知道,他正忙着搓麻将。
我来气了:“你现在不来,就要去杭州拿了,不是路更远?”你知道他说了句什么——“我不要了!”
在我眼里,对接受资助的家庭,我们要尊重。但漠视社会关爱的极个别人,也要毫不客气地批评教育。
在不少孤儿家庭,需要安慰的不仅是失去父母的孩子,还有失去子女的老人。两代人承受着同样的悲伤
面对已经发生的不幸,很多老人会趁孩子年幼,用各种方式掩盖伤痛。这些美丽的谎言,本意是想守护幼小的心灵。但真相总有要面对的那一天。
一次,我给一个受资助家庭寄表格。这家的爸爸车祸过世,妈妈也失踪多年。当时孩子尚小,奶奶告诉她:你爸妈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打工了,要过很多年才回家。
万万没想到,表格被读五年级的孩子抽出来看了又看。
我听说后十分内疚,忙询问老人。老人说:孩子倒没哭,但看上去很低落。电话里,老人若有所思地说:我本想再瞒几年,但孩子好像早就察觉了。
去年下半年,我们和心理咨询机构合作,一起给孤儿家庭提供“心理护航”。
在不少孤儿家庭,需要安慰的不仅是失去父母的孩子,还有失去子女的老人。两代人承受着同样的悲伤,如果老人不先走出来,孩子就会在凄凉的氛围中无法自拔。
我和老人们讲了这个道理,他们的眼泪瞬间下来了。
心理咨询师和每个老人一对一地聊,针对性地指导,帮他们走出困境。持续一段时间后,这些家庭的孩子都变得乐观开朗了。
有一位爷爷做得就很好。他的儿子儿媳都已不在人世,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。老人忍住悲痛,把儿子的手表交给孙子珍藏。懂事的孙子在一次作文中写道:
“当爷爷把爸爸的遗物——一块手表交给我保管时,我知道这是为了安慰我,也是让我珍惜时间,好好学习,来更好地怀念爸爸。”
这个孩子写了不少好作文。前几天,他爷爷打电话来:“老楼,你是老编辑,帮个忙,给我孙子编本作文集!”
我一口答应下来。这个忙,我要帮的。
这些孩子敏感、内向,不善言辞。如何走进他们的内心?小浩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,就是鼓励孩子们用书信表达自己
每年的端午节和中秋节,我们都会给资助的孩子寄粽子和月饼。
有一个孩子回信:谢谢楼爷爷,粽子收到了,但那个粽子没有我爷爷包的好吃。
我先是一愣,继而释然。这孩子心直口快,纯真可爱,他一定是吃惯了爷爷包的粽子,才这么说的。
还有一个孩子,收到粽子后默默掉泪。他来信说:吃了你们寄来的粽子,我又想起了妈妈,重新闻到了妈妈的味道。
孩子们用不同方式表达的感恩,我都能够体会。
2020年端午节,有个叫小浩的孩子给我打电话。“喂,你是谁啊?”“小浩。”
接下来,没声音了。“喂,你说啊?”电话那头,他不响。
“你打电话给楼爷爷有什么事啊?”他还是不响。
电话挂掉后,小浩写来了一封信:“楼爷爷,寄来的粽子非常好吃,我和弟弟都吃了。我吃完就给您打电话。打通之后我又不好意思了,不知道说什么……”
这些经历了家庭磨难的孩子,都受过不同程度的心灵创伤,他们敏感、内向,不善言辞。如何走进他们的内心展开交流?小浩的信让我看到了他的纯真善良,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,就是鼓励孩子们用书信来表达自己。
我决定策划一个“感恩书信大赛”,让当时受资助的100多个孩子都来参加。那半个月里,我天天忙着拆信读信,看到动情处,忍不住打电话跟朋友分享。孩子们的每一封来信,我都一封一封收好。
后来,我还邀请报社的资深编辑组成评委会,给孩子们的信做点评。中国人民大学的“家书博物馆”收藏了六封这次获奖的书信。这样的家书,他们也是第一次收集到。
这一年贵州大山里的8个孤儿一个不少来到了夏令营,他们荡漾在西湖那种快乐的神情,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脑海中
这些孩子,不仅需要物质和金钱的帮助,更需要精神的关怀。在孤独的童年里,有那么几天和小伙伴尽情玩耍,有人陪伴他关心他,这太重要了,他们会记一辈子的。
从2010年至今,基金会年年举办这样的夏令营。
办一期夏令营有多繁琐?一家家写信打电话通知,为孩子们“量体裁衣”做营服,准备礼物,活动策划,这种都还是小事情。最棘手的是,你摆的“宴席”请他不动。
那些不想参加的理由说出来很搞笑,要么是从来没出过门,要么一口咬定是骗子。按照一般思路,你不来,拉倒。但我后来一想,越是不来,我越要叫上你,让你出来见世面,明真相。
有个淳安的孩子,父亲过世,母亲带她嫁了人,不久母亲也病故。我请她来参加夏令营,但继父认为这是个骗局,就是不同意。巧的是,她的学校有另一位孤儿参加了我们的夏令营活动,我让他回校后,以亲身经历向这位小女孩做介绍。
第二年,我又打电话做通了她继父的工作,但事情反反复复,直到开营后才将孩子送来。但终究是来了。
去年,我们邀请对口扶贫的贵州锦屏的孩子来杭州参加夏令营,有的大山里的爷爷奶奶也提出怀疑。后来,正好有个外出的机会,我决定顺道拐到锦屏去实地了解。
我来到小欣的家。她在父母去世后,享受国家扶贫政策,跟随大伯大妈从大山里搬迁到县城,家里有三室一厅。但在小欣的房间,我发现没有桌子。我问小欣,你在哪做作业?话没说完,她突然蹲下,拍拍床边说,就在这里做的。
后来,我终于在客厅一角,发现了她家里有张方桌。我说,我回杭州给你寄一盏护眼台灯,你就在这上面做作业。小欣面露难色。我拉掉盖着的绒布一看,原来是一张麻将桌。
我对大伯大妈说,搬了新家,经济再困难,也一定要让孩子把书读好,为表诚意,我等下到县城给孩子买一个书桌和书柜,你们先腾个地方出来摆放。
他们原先还想阻止侄女参加夏令营,我出了这一招,让他们连声说感谢。
出了这一家,汽车沿山路不知绕了多少道弯,又来到一处山里人家。这是个典型的苗寨,孩子的爷爷奶奶不善言辞,一时无法沟通。倒是姑姑外出打工见过世面,见我上门来请了,什么都不说了,一个劲地和孩子说:你去吧,我放心的。
就这样,这一年贵州大山里的8个孤儿一个不少来到了夏令营,他们荡漾在西湖那种快乐的神情,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有时面对孩子们心理上的渴望,我们会措手不及。有个孩子最大的梦想是:我想再见一眼我的爸爸妈妈
有个小女孩在信里写道:夏令营就像一个美丽的梦,我真的不想从这个梦里醒来。
是的,我们每年夏令营的活动非常丰富:有运动会、露天电影、泡温泉、做手工、朗读会、梦想大会、告别晚会。其中一大亮点就是朗读会。从一开始我就设计,朗读的内容必须是每个孩子自己写的文章,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。
文章在志愿者大哥哥大姐姐辅导下完成,一稿不成再来二稿,最后由我把关通过。这其实是我自添了麻烦,但效果出奇的好。在朗读会现场,随着字幕滚动,一个个故事随着音乐娓娓道来,常常让讲述者泣不成声,让台下小营员泪流满面,包括我自己。
我没想到,朗读会后来又派生出了一个“梦想大会”。孩子们在讲述自己故事的同时,往往会流露出心中的梦想。
有个孩子说:“我想要一套画笔,因为我喜欢画画。画了画可以送给别人,可以和她做好朋友。”有的孩子需要一个书架,有的孩子要一个篮球,有的孩子要一双球鞋。
有个小女孩上台说,班里有同学买了电话手表。有一次,她实在忍不住,对同学说,让我摸一下表。那个同学不肯,说你会摸坏的。说到这里,她突然转过身问我:“楼爷爷,摸一下有那么难吗?”
我拿过话筒,对台下的孩子们说:这块电话手表我买了。夏令营结束后不久,我买了电话手表专程送到她家里,帮她圆了这个梦。
孩子们在夏令营上提出的“梦想”,比如球鞋、篮球、画笔、书架,只要合理,我们都一一落实。暂时办不到的,我们也记在本子上和心上。
但有时面对孩子们心理上的渴望,我们会措手不及。
有个孩子说,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再见一眼我的爸爸妈妈。他5岁时,妈妈得白血病去世了。12岁,爸爸车祸过世。
他的这句话一直刺痛着我。
这个孩子后来关上门,几天不肯见人。奶奶急死了,给我打电话。我和基金会的张姐一起去看他。我敲了半天门,总算给我面子,开门后,房间里的气味差点把我熏倒。
临走时,我拥抱了他。奶奶后来说,你们走后,他肯自己走出房间来吃饭了。
进步虽然小,他的梦想也无法帮他实现,但我,尽力了。
我们做慈善事业最好的定位就是:我相信他们心中一定已经记住了行善和感恩。这个种子一定会在某一天发芽的
2012年,我在走访时发现,有个孩子到18岁了,按照基金会的规定,资助即将结束。但他马上要考大学,又到了最需要资助的时候,怎么办?
我与基金会法人孙敏华商量,如果这孩子考上大学,大学期间我们每年给予一定的资助。
老孙担心,口子一开,后面刹不住车。我说,我们可以先“解剖一只麻雀”看看。
经理事会通过,基金会出台了一个新政策:我们资助的孤儿只要考上大学,每年给予5000元助学金,直到大学毕业。
后来这孩子果然考上了大学,我们也实现了诺言。
这个政策已落实了8年,资助了38位考上大学的孤儿。说实话,我心里充满了自豪,也对这些孩子有一种新的期望。希望我们资助的孩子们,长大后能力所能及地发点光、发点热,希望他们找到了工作单位,找到了男朋友、女朋友,告诉我们一声,带两个水果来和我们一起吃吃,我们就觉得你有情有义了;结婚时寄两颗糖,生了小孩发一张照片,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
但我的愿望往往是落空的。
有个孩子,我们整整资助了4年大学,毕业后结婚生子,工作单位就在基金会附近,脚踏车几分钟就到了。
有个孩子,嘴很甜,“楼老师以后我一定来看你”,这句话我记了七八年了,一次也没来。
有时我想,是不是我的要求太高了?是不是我投入感情太多了?
说到投入,我投入的肯定不只是感情,而是心血。但我不会因为这些原因说放弃就放弃的。
在援孤这件事上,我已经摸爬滚打了29年,换个角度看,也是一种蛮好的享受。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,做点公益的事情,利己利人。一年也做了,两年也做了,就做一辈子了,摸着良心做,千万不要计较。
归根结底,我们做慈善事业也好,帮助一个人也好,我们最后希望得到的是什么?最好的定位就是:我相信他们心中一定已经记住了行善和感恩。这个种子一定已经种了下去。它一定会在某一天发芽的。
除了相信,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,希望他们平安。
29年来,基金会一共资助了500多名孤儿,有些孤儿从小学一直帮到考上大学,再提供大学四年的资助。